引言

2023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十四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建设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创新教材呈现方式，加快以数字教材为引领的新形态教材建设”。2025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再次强调，要“制定数字教材建设和管理指导意见，分领域分专业研发一批示范性精品数字教材，支持地方、学校和企业开发数字教材”。

一、高校数字教材建设的“三重逻辑”

1. 认知逻辑：技术与知识的“双向奔赴”

数字教材不是技术的“堆砌”，而是学科知识与数智技术的深度融合。

从信息传播技术的跃迁历程来看，人类媒介革命大致经历了非语言媒介、口语媒介、文字媒介、电子媒介与数字媒介五个节点。伴随着电子媒介向数字媒介的变迁，数字教材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代：页面保真型——纸质教材的简单电子化

第二代：多媒体型——嵌入音频、视频等多媒体资源

第三代：富媒体型——实现超文本链接、交互式元素

第四代：平台化智慧型——集成AI、大数据、知识图谱等技术，实现个性化学习路径推荐

高校数字教材应顺应学科特性合理配置富媒体资源。不同学科对数字教材的需求各不相同：

然而，当前不少高校课堂仍停留在“纸质教材+多媒体PPT+网络搜索”的数字化过渡阶段。真正的数字教材应突破这一局限，借助大数据、知识图谱、AI、VR等技术，将零散化的学科知识汇编成结构化的知识网络，切实提高学科知识体系的逻辑性、系统性与前沿性。

2. 主体逻辑：产教融合的“四螺旋”协作

数字教材本质上是一种特殊商品，具备一般商品所具有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但其商品属性不应逾越其作为教育产品的公益性、普惠性、开放性与非排他性。根据国家权力介入教材建设的程度与方式，数字教材可划分为三种类型：

国家主导型：马工程重点教材等国家事权教材

合作研发型：出版社与高校联合开发的专业教材

社会供给型：企业主导开发的职业技能培训教材

在“知识生产模式Ⅲ”的引领下，高校数字教材建设应遵循高校—产业—政府—公民社会“四螺旋”结构进行知识创新与发展。这意味着：

2023年，我国60余家高等教育教材出版机构及相关企事业单位和专家自发组织、联合成立了“高等教育数字教材创新发展联盟”，旨在通过技术研发、教材开发、平台建设等事项加强成员间的合作交流与资源整合。这一联盟的成立，标志着高校数字教材建设从“单打独斗”走向“协同共生”。

在高校数字教材建设的主体协作中，产业链分工日益明晰：

上游：作者与出版机构——内容生产与版权管理

中游：数字技术供应商——平台开发与技术支撑

下游：互联网教学应用平台——教学服务与数据分析

3. 实践逻辑：从“教”材到“学”材的转型

教材强国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系统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数字教材作为技术赋能下集教材、课程与资源于一体的智慧教学服务系统，是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

就其功能定位来说，高校数字教材建设应围绕两大核心诉求展开：

一是人机协同智慧教学改革的重要抓手。 高校数字教材在前沿技术赋能下得以优化其知识体系、用户界面、教学构件与学科工具，依托内嵌和外链的教学资源，能为不同高校、不同学科的教师开展传统课堂教学、线上课程教学、混合式教学、实验实训教学等活动提供专业化的内容媒介。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协会发布的《2024地平线报告：教与学版》指出，未来十年高等教育教学应借助新兴人工智能技术，依据学习者的学习偏好与个人目标为其提供定制化的学习材料和个性化的学习路径。

二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专业利器。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已成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与人才强国一体化建设中破解“钱学森之问”的关键抓手。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明确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作为一项推进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任务。数字教材可在其智慧教学系统中嵌入以下功能：

二、现实困境：高质量与规范化的“拦路虎”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数字教材建设还在不断探索、升级过程中，总体处于以纸质教材配套数字资源建设为主的数字化增强阶段，具体表现为嵌入富媒体资源、配套在线课程、搭建数字服务平台等形式。”标准与队伍不完善、商业模式不成熟、教材规划不健全等缺陷，同高校促进人与社会协同全面发展的“高质量诉求”和教育强国战略对高校数字教材建设的“规范化要求”之间的差距，不容忽视。

1. 标准与队伍不完善：质量不一与伦理失范

标准体系建设滞后： 高校数字教材建设牵涉主体的多元性、实践过程的复杂性与市场环境的不稳定性，决定了其高质量与规范化建设需具备相应的技术标准、质量标准、审定标准、发行标准和评价标准。2024年，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了高等教育数字教材建设的系列团体标准，用以明确高校数字教材在核心元数据、封面与版本记录、封装、出版平台接口技术等方面的要求。然而，缺乏更为详实且具针对性的技术、质量、审定等标准，仍阻滞着其高质量与规范化建设。

教材队伍建设失衡： 高校数字教材建设涉及学科教师、教育技术专家、出版社编辑、技术开发员、数据分析师、教育行政管理者等主体的参与和协作。当前人员结构比例的失衡与素质结构的不完善，诱发“知识—技术”二元割裂——学科专家、出版编辑不懂技术，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不懂教学。这不仅造成高校数字教材的教学适应性不足问题，更影响高校数字教材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2. 商业模式不成熟：开发成本高与推广难

开发成本高： 数字教材出版发行单位在商品定价时需兼顾市场需求与成本效益，除个别公益版与进阶版数字教材外，大多高校数字教材定价为45元～68.45元。有研究者对比中美两国高等教育数字化产品的出版社收入差距发现，美国大型出版集团麦格劳-希尔、圣智在2022年高等教育数字出版收入均超过其营收的70%，而国内却鲜有高等教育数字化收入占比过半的出版社。

出版与营销机制不健全： 面对高校种类繁多的专业方向以及数智时代师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不少出版机构未针对高校数字教材及时开展必要的研究并缺少科学化的产品设计。高校多通过委托制作、集成独立出版等路径开发数字教材，而出版社则多依托自有平台研发高校数字教材，与其他产业链主体（尤其是高校和第三方技术公司）的协作不紧密，加之推广营销路径的单一化与低效化，造成高校数字教材的市场占有率与实际使用率较低。

3. 教材规划不健全：无序发展与低效育人

立体化建设规划不健全： 国家教材规划负责战略部署与方向引领；省级教材规划提供配套政策供给与区域统筹；学校教材规划聚焦校本数字教材开发。然而，当前从上至下的高校数字教材建设规划尚不健全，造成了高校数字教材编写主题的分布不均衡，引发了编写饱和化和同质化问题。编写者依据自身喜好、内容难易去主观编写，而未能切实尊重国家、地方对教材建设的整体规划及回应新增专业与学科的发展诉求，导致教材编写重跟风轻原创、重热门轻冷门、重理论轻实践。

系统化建设规划不健全： 缺乏要素齐全、结构科学的系统化高校数字教材建设规划，致使高校、出版社等主体研发的数字教材未有效实现数智技术与学科知识的互嵌耦合，诱发知识选择的偏狭化、知识形态的单一化、知识组织的冗余化、知识呈现的碎片化、知识更新的滞后化、知识应用的低效化等问题，尤其是教材内容与产业实际需求脱节的问题，不仅消解了高校数字教材知识的载道育人成效，更影响高校师生对数字教材价值的理性认知

三、实践路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耦合”

技术工具理性的过度张扬，不仅会偏离“技术向善”的基础认知，更会遮蔽高等教育的本质目的。高校数字教材的高质量与规范化建设，不仅要在工具理性下利用数智技术优化数字教材的建设基础与功能设计，更要在价值理性统摄下正视高校数字教材实现人与社会协同发展的现实诉求。

1. 标准+队伍+平台：筑牢研发根基

完善标准体系： 建立集“技术标准—质量标准—审定标准—发行标准—评价标准”于一体的高校数字教材建设标准体系。

优化队伍建设： 根据学科专业特性与数字教材类型，选择性地吸纳学科带头人、教材专家、教育技术专家、技术开发员、出版社编辑、教材管理部门、高校教材建设与管理委员会等主体。国家、地方与高校应依据其对高校数字教材建设规划的不同侧重点开展相应的培训活动，帮助教材研发者、使用者与管理者有意识地提高其版权、数据、安全、伦理意识，以及学科、数字、教育、审美、协作素养。

强化平台建设： 当前各高校数字教材系统呈现“孤岛林立”之势，由于缺乏统一的技术规范与接口标准，系统间的互操作性、互访问性不足，阻碍了高校数字教材的常态化教学应用。因此，不仅要规范现有高校数字教材建设平台在内容组织、页面设计、数据管理、网络安全、跨平台衔接等方面的问题，还要充分整合产业链各端的资源优势，协同国家与地方的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推动高校数字教材“研发—应用—管理”一体化平台建设。

2. 政策+模式+督导：优化市场生态

加强政策供给： 坚持“管建结合”，完善《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等政策文件，积极推动高校数字教材管理意见的制定，明确高校数字教材建设的实施总则、编写修订、审核流程、出版发行、选用使用、保障机制、检查监督等事项的要求与规范，并拟定相应的责任清单与负面清单。

创新盈利模式： 从销售渠道、商品范围、服务时间、产品类型、客户类型等角度去全方位完善我国高校数字教材的运营模式，探索国家主导型、合作研发型与社会供给型高校数字教材产品的不同增值策略，实现高校数字教材建设出版端、发行端与应用端的协作互惠。打造“教材+平台+资源+服务”的智慧学习新生态，持续提升高校数字教材的实用性与吸引力。

强化督导赋能： 国家与地方可将高校数字教材建设纳入教育督导考评体系，依据相应的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对高校数字教材文本内容、超链接等存在政治方向、价值导向、科学性错误等问题所涉主体进行合法合规的惩处。构建集督导法治建设、督导机构设置、督导队伍组建、督导技术开发于一体的高校数字教材建设智能督导方案。

3. 理论+规划+机制：保障可持续发展

强化理论引领： 针对当前我国高校数字教材理论研究与实践合作较为薄弱的现实，可通过增设高校数字教材研发与应用的研究机构与相关课题，鼓励高校学科专家与国内外的出版机构、教育技术公司等主体，携手攻克阻滞高校数字教材建设的理论难题，如数字教材的概念内涵、知识边界以及高校数字教材的标准体系、应用限度、风险防范与管理制度。

加强三级规划协同： 围绕“回应国家发展战略—平衡学科专业发展—提高教材育人成效”，加强国家、地方与高校三级数字教材建设规划的协同。

 完善保障机制：从简单的“项目驱动”转向“制度驱动”和“主体驱动”，高校数字教材建设需建立一套切实有效且协同发力的保障机制。

有效激励机制：国家与地方可将数字教材建设作为高校学科专业建设、教学质量评估、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内容；高校则可将教师参与数字教材的研究、编审、评价等工作的成果视作其评优评先、职务评聘、岗位晋升等的重要指标。

智能治理机制：建立一套针对其研发、应用与管理的智慧治理机制，创设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数字教材质量反馈渠道，将通过数字技术收集、存储与分析的师生教材使用体验与教学成效数据，视作教材质量评价与修订退出的重要指标。

结语

高校数字教材建设，不是技术的“独角戏”，而是教育理念、教学内容、人才培养方式的系统性重构。

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牵引下，我们要做的，不是等待未来，而是创造未来。从标准体系建设到队伍搭建，从政策供给到模式创新，从理论引领到机制保障——唯有系统发力、协同推进，方能破解当前高校数字教材建设的现实困境，生成中国高校数字教材建设的本土智慧，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新的动能。